大学生文革时为反对走后门退学 40年后称无悔

作者:未知 更新时间:2013-08-08 来源:不详 【字号: 】 浏览

原标题:钟志民的选择

不再被运动需要的他,在一夜成名之后,又一夜之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一退到底,40年不见

本刊记者/徐天

197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孔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

同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退学申请报告》为题,刊出南京大学工农兵大学生钟志民的退学报告全文。姚文元亲自操刀写了编者按,大赞其“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4天后,《人民日报》再以头版头条刊出相关报道。

一时间,退兵退学的风潮席卷而来。矛头对准周恩来的批林批孔、针对老干部的批走后门,三箭齐发,如同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

2月15日,毛泽东做出批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中共中央下发了八号文件。由此,反“走后门”运动草草收场。

南京大学政治系党总支书记、钟志民的班主任胡福明听到传达后,觉得莫名其妙。“你总不能说,就算好人走了后门,这事也值得提倡吧?走后门就是应该纠正的。”今年78岁、后来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胡福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开始意识到,不是领导人的一切指示都是对的,3年后,写出了开启思想解放运动大幕的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不再被运动需要的钟志民,在一夜成名之后,又一夜之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一退到底,再也不见。

40年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云南曲靖见到的他,语气淡定,常带微笑。

多年来,常有人打听这个一夜消失的典型,尤其是电视剧《血色浪漫》上映后,传说男主角钟跃民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但是,他从没有回应和接受过采访。现在,他已届耳顺之年,任总经理的燃气公司也已步入正轨。这是一个对的时间,他觉得现在可以说了。

“他们整个感觉都和普通人不一样”

1972年,在文革中停顿的大学招生工作在全国恢复。根据之前试点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经验,高考制度被废除,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两到三年。

陆军第26军76师的步兵班长、20岁的钟志民,请求其父、分管干部工作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帮他上大学。

一开始,钟学林不想搞特殊化,没有同意,但经不住儿子的多次央求,还是给军区政治部干部科打了电话。钟志民得到了所在师的两个推荐名额之一——这原本是需要基层推荐、师里审批的,被南京大学录取了。

开学前,父亲问他想读什么专业,他说想学哲学。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时间是什么?空间是什么?社会制度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希望搞明白。”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2年4月,钟志民来到南京大学报到,成为政治系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他发现,班上30个同学中,有七八成是部队来的,其中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地方来的则多数是革委会成员。

他的班主任,是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党总支书记胡福明。这是南大招收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也是文革开始后南大首次恢复招生,全体老师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终于能回归本职工作,大家都非常高兴,对这一届的学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每天晚饭后,胡福明都会从家中步行到学生宿舍查看情况,很快熟悉了班上的学生。不久,他注意到了有思考能力、好问、勤恳的钟志民。

他知道钟志民是高干子弟,但并不清楚他父母是干什么的,也不想多问,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住在钟志民下铺的兄弟,叫谷嘉旺,是老三届的知青,比钟志民大3岁。因为笔头好,他受到公社书记的赏识,得以被推荐上大学,并成为班上的学习委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里干部子弟非常多,而且很好辨认。“他们穿着军装,而且整个成长环境和农民不一样,长得人高马大,气色也好。整个感觉都和普通人不一样。”

有一次,钟志民从兜里掏出一块巧克力,分给了谷嘉旺一块。第一次尝到这种普通老百姓闻所未闻的东西,谷嘉旺知道了,这个同学的出身很不寻常。

不过,钟志民从没有对人谈起过自己的父母,也从不炫耀。有一次拉练,谷嘉旺睡在上铺,不小心摔了下来,手腕肿了,钟志民就替他洗了一个多星期的衣服。

“我错了,我承担,我改”

为了给这些初中甚至更低文化程度的学生补习,南京大学先进行了半年的高中教育。钟志民感觉,知识在“膨胀”,熄灯后还经常一个人在卫生间里看书看到一两点。

1972年年底,正式开始了专业课的学习。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钟志民逐渐觉得,他们所学的19世纪的古典理论,和20世纪中后期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文革的现实严重脱节。谷嘉旺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想法当时普遍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朦朦胧胧,却表达不出来。

宿舍的同学经常交流。谷嘉旺注意到,钟志民说话谨慎,都经过深思熟虑,但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如对教育改革,他认为带有竞争性质的高考才是选拔学生的好方法,现在的方法不够合理,需要改变。

因强调“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政治系的社会实践很多。1973年5、6月,他们去南京凤凰山铁矿搞“开门办学”。期间,传达了《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

福建莆田的农村小学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说,“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自己的儿子插队后最起码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反之,一些干部子弟下乡没几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干回去了。毛泽东回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传达时,群情激奋,让钟志民颇感抬不起头。

钟志民前20年的人生,都过着普通人不可企及的特权生活。

他的父亲、时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是行政九级干部(十三级以上为高干),每个月工资250多元,母亲是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的正处级干部,工资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

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的时候,他生活的军队大院却有特供的物资,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开供应。军队高干家庭住着独栋的房子,配有专车。他曾有一块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丢了,他毫不在意,母亲又给他买了一块180元的。

不但上大学,钟志民当兵,也是走后门的结果。

1968年10月,他从南昌第二中学毕业,上山下乡去了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没多久,全国征兵。他找了县人民武装部的一名政委,对方为他从另一个公社调来了一个名额(本来该社一社员已体检合格,即将入伍),结果下乡不到3个月,他就入伍了。

其实不仅仅是特权阶级,当时走后门已经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胡福明还记得,从吃的到用的,从菜场到百货商场,人们都想尽办法走后门。连买几个西瓜,都要去商场的营业员那里走后门。一切的社会关系,都被动用起来。

胡福明和其他老师都在不同场合谈起过,对走后门一事的厌恶。他们并不知道,钟志民也是走后门来的。

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刚到大学时,他曾想给部队写信,说“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现在又听到这么多的议论,血气方刚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学的念头。

“我觉得我还年轻,退学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这个事情,我就要站出来说,老子就是干了这个事,但我承担了,我改。”钟志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退学之后去哪里,钟志民却有些茫然。他当兵也走了后门,要退就该退回到农村,但扎根农村之后,生活怎么办?而且,还有“个人问题”没有解决。

此时恰逢大一结束,钟志民特意买了一条烟和几斤糖果,想去插队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却无颜迈步。

放假回家时,钟志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震动了全家上下。

母亲告诉他,这个认识是对的,但不同意他退学,认为影响不好,别的领导家的孩子怎么办?父亲工作忙,只跟他谈过一次,认为“不一定退”。他则提出,干部子弟不去农村,说明马列主义都是说给别人听的。父亲无言以对,最后表示:“家里出个把农民也好。”

大学二年级开学回校,谷嘉旺注意到,钟志民变得沉默寡言,像总在思考些什么。

他终于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个周六。他记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军装,怀揣着写在3张稿纸上的退学申请报告。

这是头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花了数小时写出的。他感觉,自己心里的想法“如同破壳的小鸡”,跃然纸上。

他在校园里找到时任南京大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王勇,将报告交给了他。

阜宁整风

很快,王勇找他谈话,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他的问题发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号文件(即《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内,可以不退;第二,同学、教师对他反映比较好,没有必要退学;第三,已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

既然这是组织上的决定,钟志民觉得心里轻松了些,但他又感到,“事情好像没有结束”。

这年11月,政治系的30名学生和部分教师,和江苏省委工作组一起,去江苏盐城的阜宁县帮助县委常委整风。期间,胡福明和钟志民一起,去了最穷困的五滩公社做社会调查。

当地收成低,征购之后口粮不够,农民每顿都用胡萝卜叶子裹一把米糠,做成黏糊糊的一团吃下去。很多时候,只能去借高利贷。“这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还没有得到温饱。”胡福明记得,钟志民当时掉下了眼泪。

在公社的小旅馆,他们坐在床上,促膝长谈。钟志民告诉胡福明,农民日子这么苦,他却走后门上了大学,心里非常内疚,一定要退学。

胡福明震惊了。他没想到,这个在他看来将来可以在理论上出成果的学生,竟然想要退学。回到县城后,他跟其他老师说了此事,大家都劝钟志民,有这个认识就可以了,还有一年半就毕业了,不如毕业后再好好为人民服务,去改变现状。

但钟志民的想法已经非常坚定:一定要退回去,而且退到底,当农民。

姚文元亲自写编者按

很长一段时间,钟志民都不知道,他的退学报告交上去后,有怎样的遭遇。后来,谷嘉旺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人民日报》评论部,才了解了一些内情。

收到他的退学申请报告后,南大校党委认为这是工农兵教育的成功范例,有思想有境界,因此将他作为正面典型上报了江苏省,省里又上报了国务院。周恩来看了简报后批示:一方面认为钟是典型,反走后门很好,另一方面却又说他本人不应退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而江青和姚文元却从中看到,这是一个打击老干部的好抓手,立刻指示大力宣传钟志民。

1974年1月17日,南大校党委召开常委会,钟志民在会上汇报了自己退学的思想经过。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在南昌二中当红卫兵时,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是对的,现在他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决心要跟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

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和姚文元写的编者按。编者按中写道:建议大家读一读《战国策》上《触詟说赵太后》这篇文章,看看触詟规谏赵太后不要溺爱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的故事吧!

谷嘉旺后来在单位档案中看到了这期报纸的大样,他偷偷带回了家,收藏起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钟志民的退学申请被编辑做了多处修改。

其中有一处,原文是:“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过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确的,逐渐地认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编辑则加了:“‘走后门’这种做法,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并不是一种光彩的事情,而是极端错误的。”类似的大修改全文共有10处,均用黑色蝇头小字标注在两旁的空白处。

大样上,姚文元的编者按是用红笔写,洋洋洒洒整整一页,也经过多处修改。

出于谷嘉旺不了解的原因,编辑此前的修改并未派上用场,最后刊登出来的是钟志民的原文,一字未动。

成为典型

钟志民三个字,一日之内红遍全国。

19日,钟志民的父母给学校发来电报,表示完全支持儿子的行动。

随后,学校批准了钟志民的申请,并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向他学习。

八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挤满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南京日报》等来自全国的记者。谷嘉旺和其他室友根本无法在宿舍里呆下去,直到钟志民离开学校,他都没有机会再跟他推心置腹地聊一次。

全国各地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在写信的人中,有一位也当过兵的南京女医生,对他的选择非常认同,后来成为了他的笔友,再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南京市的高校、江苏省委甚至南京军区,都请他去作报告。“我一个人在上面作报告,下面几万个大学生,群情激昂。”

离开南京的那一天,是钟志民一生都记得的大场面。火车站里人山人海,大学生们来送行,过路的旅客听说这个“典型”真的要退回江西了,都纷纷过来看热闹。

胡福明受学校委托,送钟志民回家。在上海转车时,他们特意去了谷嘉旺家中吃了一顿饭。

到南昌时,已经是1月22日了。这一天是除夕。

节后,钟志民就去江西瑞金沙洲坝公社百花园生产队报到了。记者们也跟踪而至。村民们得知,生产队来了一个干部子弟,还是全国的模范典型。

但不到一个月,记者忽然销声匿迹。有一个与钟志民相熟的记者,向他道出了原因:反走后门运动已经被叫停了。

一退到底之后

在农村生活,最现实的问题是,吃不饱。没有油,铁锅一直生锈,每天烧饭之前,都要给锅除锈。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钟志民给大队书记写信,书记特批他五斤肥肉。钟志民将走了这个小小后门得来的肥肉通通熬成油,吃了整一年。

一开始,他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像油和水,完全融不到一起。“有点想念南大的生活,觉得有书读真好。”钟志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一年多之后,情况就改变了。他学会了犁地,能挑重担,一个月能挣几百个工分。

1974年暑假,南京大学组织学生会干部看望钟志民,谷嘉旺作为班级代表也在其中。他眼前的钟志民,晒得很黑,剃了平头,非常瘦。穿着一件破军装,一只裤腿挽到小腿上,脚下都是泥。“他已经一口土话,和当地人交流顺畅。但和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是会说普通话。”

1976年,文革结束。在清算四人帮时,有人提出反“走后门”是针对老干部的,钟志民差点被打成“三种人”。好在,公社里从农民到书记都为他说好话。他庆幸,自己每天低头劳作,很少外出开会,没有成为风头人物,才能安全过关。

1977年,钟志民成了生产队长,次年又当上支部书记。他过年常常陪着农民从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气不减,在农民中很有威慑力。他带着村民兴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讲愿景。最后,两千亩地实现灌溉,不再“靠天吃饭”。

“我看着老百姓能吃饱、有钱花,他们的命运开始得到了改变,这种感觉很好。”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步步地,他成为共青团瑞金县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赣州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南康县委副书记。

1987,他被任命为江西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负责招商引资。这个原本沉入中国乡村最深处的退学大学生,阴差阳错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接受了市场经济和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的脱胎换骨般的洗礼。“在内地,几块钱就可以吃得很好了,而我第一次请港商吃饭,花了600元,我看着账单都愣了。”

钟志民逐渐意识到,靠带着农民种地、修水利来致富太慢了,只有经商才是最好的发展之路。1997年,他辞去公职,正式下海。

几经浮沉之后,他投身燃气业,只身南下云南曲靖,从零做起,如今已是一个近500人规模的燃气集团的总经理,旗下有17家子公司、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的钟志民,操相当熟练的曲靖方言。从瑞金开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立刻学会当地的方言。

他管理的这个小社会,始终带着当年的痕迹。每个员工都要轮流在大门口站岗,以锻炼意志。单位小卖部不用及时结账,记账即可,一周一结,以考察员工的诚信。

退休前任人民日报事业发展局局长的谷嘉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初班上的30个同学,多数进入了军队内,最高已是军级干部。只有钟志民一人选择了下海。以钟志民的聪明和勤恳,如果在体制内一直干下去,可能如今已是高位。

但钟志民却认为,自己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其实并不适合体制内。

他的身体略有些发福,当年的棱角像是被逐渐磨去,说话的时候始终面带微笑。他说,经历了这么多,他才能说,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他无悔。

(责任编辑: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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