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警校教师回应互殴事件:承认错误希望和解

作者:未知 更新时间:2013-08-22 来源:不详 【字号: 】 浏览

原标题:云南警校教师回应互殴事件:承认错误希望和解


昨日上午,舒忠良就案件中的具体细节和问题作出解释。

警校教师驾车调头与路人纠纷 引互殴追踪

8月21日,本报报道云南警官学院教师舒忠良驾车与路人杨瀚产生纠纷,最终引发互殴。此事也因杨瀚受轻伤,舒忠良夫妇受轻微伤,而变成刑事案件。

昨日上午10时10分,云南警官学院纪委书记阮世祝,以及该校宣教科副处长李光和舒忠良本人,就纠纷致互殴一案,在警官学院首度向记者作了回应和解释。

回应中,舒忠良否认自己先动手打人,并表示是用随手捡的木棍打了杨瀚。事后,他承认自身有错,并已多次向对方家属道歉,希望双方能和解。他同时表示,由于对方索要赔偿过高,所以调解一直没有新的进展。

而杨瀚的姐姐杨英(化名)回应称,三次调解都从未提过索要赔偿的问题,并表示昨日下午已向公安机关提交杨瀚的伤情鉴定书,准备走司法途径进行公诉。

看见妻子挨打才动了手

记者:你能否介绍一下事发经过?

舒忠良:6月16日下午4点左右,我开着车带着妻子,妻子坐在车后排,从二环西路由北向南到了茭菱路口准备调头,正好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墩,我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机动车可以调头,我前面还有两辆车,我跟在他们后面,我调过头正好碰上闯红灯的杨某,他朝着茭菱路自东向西闯红灯过来,我的车与他相遇时,双方都吓了一跳,正好路上的石墩对我的视线形成了一个盲区,我们的相遇正好在视觉盲点处。

记者:你撞到人了吗?

舒忠良:之后我被吓到了,赶紧熄了火,但是我确定,车并没有撞到他。但此时杨某开始乱骂,用了一些比较难听的语言。我在确定没有撞到他的情况下,重新点火准备走。可这时杨某突然从开着的车窗一拳打到了我眼睛上,顿时就把我打蒙了。

记者:你打他了?

舒忠良:此时车还没有动,并再次熄火。坐在后排的妻子看到我被打,就下车想要拦住准备逃跑的杨某,却被杨某一顿拳打脚踢。等我回过神来,妻子已被打倒在地,但杨某还在殴打妻子。我迅速推开车门,看到地上有一根棍状物,顺手捡起就朝杨某打去。之后经过相关机构鉴定,杨某为轻伤,我和妻子为轻微伤。

索赔金额过高难以承受

记者:案发时,你拿什么打的杨瀚?

舒忠良:就是在路上捡的一根棍子,大约有40公分左右长。

记者:事后双方是怎么调解协商赔偿的?

舒忠良:对方的律师王某在第一次调解前,告诉我杨家要求赔偿30万,而我也想要协商解决此事,就到处借钱凑齐30万。后来到了派出所得知,对方已将赔偿金额提至150万。对此我询问了对方律师,律师解释杨瀚每月收入4.5万元,这150万仅仅为杨瀚3年的误工费。

对于150万元我不能接受,也拿不出这么多钱。调解人员要求杨家按照法律规定索赔,并适当考虑我的承受能力,却遭到了杨家的辱骂,声称调解人员在袒护我。在离开派出所之前,杨家还威胁我,如果不答应赔偿,那他们就把这件事捅大。

再次调解的时候,杨家提出239.8万的赔偿,其中包括误工费150万和其他一些精神损失费。

为避免麻烦曾隐瞒警察身份

记者:据说事发后你隐瞒过自己的真实身份?

舒忠良:事发后,我没有说我云南警官学院教师和警督的身份。近几年,警察身份变得十分敏感,很多人对警察存在偏见。事发时是星期天,我穿的是便装,驾驶的是私家车,所以这件事也跟我的职务无关,我并没有在工作岗位上。平时我的职务也是大学教师,与执法没有任何关系。

记者:对方认为你存在“顶包”行为,这是否是导致之后事态升级的原因?

舒忠良:事情发生后,我一直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也向学校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也对我进行了批评。而事发时间也是星期天,我是一个普通人,也不存在顶包,当时已经跟公安机关讲得很清楚了。(云南警官学院宣教处副处长李光随即补充说,当时舒忠良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不想因为自己警督的身份,引来没有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从客观角度而言,他也不想给单位添麻烦,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他确实隐瞒了自己作为教师和警督的身份。)

在律师事务所做咨询工作

记者:据称你现在事务所担任律师,此事是否属实?

舒忠良:因为我是学法律的,当初考取了律师资格,后来才调到云南警官学院,当时也跟学院领导汇报过此事。平时我做一些咨询工作,所以有这个身份。

记者:现在你还在律师事务所任职吗?

舒忠良:不是任职,律师有执照,每年要进行年审。(李光随即解释称,云南警官学院注册法人时注册的是事业单位,舒忠良就是大学老师的身份,舒忠良虽然还属于一级警督,但学校专业技术人员也可以授予警衔,并且学校很多老师也曾考证,这对工作有帮助,这些老师挂名在律师事务所,是为了年检,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承认自己有错希望双方和解

记者:你希望事情怎样解决?

舒忠良:我希望在法律的范围内来进行调解。因为对方一家不太理智,但是双方都有错,我也向领导承认我有错。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依法承担,我也希望对方在处理此事时强调“依法”二字。目前此事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也希望在这一过程中,依据法律规定,尽量和解,我是有诚意的。

记者:此事对你的家庭有影响吗?

舒忠良: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我的工作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家里也因为这事很担心我,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记者:给你的妻子也造成了影响?

舒忠良:我妻子被打伤,不仅身体上受到伤害,精神上也很压抑。

记者:你们夫妻俩都是公职人员,这件事让你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舒忠良:现在一回到家里,气氛就很压抑。小孩也似乎有所察觉,对小孩的学习也造成了影响。特别是现在网络一边倒的说法,希望借助媒体让公众对事情有更多的了解。

杨瀚家属称未提索赔要求先刑事后民事

“他(杨瀚)现在还是会头晕头痛,需要多休息。”昨日,谈到杨瀚的伤势,杨瀚的母亲很着急,“我就担心他恢复不好,得后遗症。”杨瀚妈妈说杨瀚现在脾气很暴躁,杨瀚的父亲在事故发生后就晕倒了,因为无法面对儿子受伤的现实,去了亲戚家,现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照顾儿子,几个月下来已是身心俱疲。

杨瀚妈妈说,杨瀚虽然已经下岗,但受伤之前帮家里的亲戚开货车,每个月可以赚不少钱,日子过得还不错。但现在儿子受伤,生活也断了来源,她只希望儿子赶快好起来,打人的人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杨瀚的姐姐杨英说,昨日下午科医路派出所已让自己上交了弟弟杨瀚的伤情鉴定书,律师也在进一步与警方进行沟通,“民警说,交了伤情鉴定书就可以提起公诉。”

与舒忠良的回应不同,杨英说自己曾代表伤者家属,独自参加了三次调解协商会,在调解过程中,自己从未提及要求索赔的问题,舒忠良也从未公开露面向家属道歉。她表示,目前正在走司法途径,希望依法解决此事。

记者:对方说事发时并没有撞到人?

杨英:怎么可能没有撞到,我这里还有图片为证。(杨英拿出相机,给记者出示了一张腿部有擦痕的照片,她说这是弟弟出事后拍下留作证据。)

记者:你如何确定对方是用方向盘锁打的人?

杨英:我弟弟说了,后来律师看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都说是他从车子里面取出来的铁棍状物体。我们现在也在向警方索要这些监控视频,警方说等到了法院再说。

记者:对方是否向你们道过歉?

杨英:只有他(舒忠良)的律师来过,但是舒忠良本人从事情发生后就从来没有过来当面道歉,他们态度也不好。

记者:三次调解过程中,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杨英:在第一次调解过程中,我们的主要诉求就是先救治我弟弟,因为前期四五天时间里,弟弟都是住在门诊部,救人要紧,所以我们也很明确表达过,暂时不谈赔偿,先处理刑事问题后面再处理民事问题。

第二次调解,我们因为手头现金紧,所以曾提出过要对方先垫付弟弟的医药费,当时他们没有同意,后面才交了几万块钱的医药费,派出所给了我们一万五千元,现在一分都没有动,我们已经垫付了将近五六万块钱了。

第三次调解,一进调解厅,舒忠良就拿手机拍我照片,后来我也拍他,调解没有取得进展。三次调解,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提出赔偿的问题。

校方:警校老师如违法违纪学校不会袒护

云南警官学院纪委书记阮世祝表示,事发后,学院得知此事当即就对舒忠良进行了严肃批评,学院纪委领导也专门找舒忠良谈话了解详情。阮世祝称,警校老师如果有违法违纪行为,学校都不会袒护,会坚决地支持相关调查机关查明真相,严肃追究责任,“如果确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我们会要求当事老师配合调查机关和司法机关,学校也将会按照党纪政纪,进行严肃的处理。”阮世祝说。

该校宣教处副处长李光介绍,事后舒忠良也感到后悔,并曾到医院看望了伤者杨瀚,并多次向杨瀚及其家属作了道歉,并且在不同场合进行了自我检讨。“希望当事双方能够积极沟通协调,尽可能达成共识,使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李光说。

本文来源:云南信息报

(责任编辑:姜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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