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云南警校教师回应互殴事件：承认错误希望和解

昨日上午，舒忠良就案件中的具体细节和问题作出解释。

警校教师驾车调头与路人纠纷 引互殴追踪

8月21日，本报报道云南警官学院教师舒忠良驾车与路人杨瀚产生纠纷，最终引发互殴。此事也因杨瀚受轻伤，舒忠良夫妇受轻微伤，而变成刑事案件。

昨日上午10时10分，云南警官学院纪委书记阮世祝，以及该校宣教科副处长李光和舒忠良本人，就纠纷致互殴一案，在警官学院首度向记者作了回应和解释。

回应中，舒忠良否认自己先动手打人，并表示是用随手捡的木棍打了杨瀚。事后，他承认自身有错，并已多次向对方家属道歉，希望双方能和解。他同时表示，由于对方索要赔偿过高，所以调解一直没有新的进展。

而杨瀚的姐姐杨英（化名）回应称，三次调解都从未提过索要赔偿的问题，并表示昨日下午已向公安机关提交杨瀚的伤情鉴定书，准备走司法途径进行公诉。

看见妻子挨打才动了手

记者：你能否介绍一下事发经过？

舒忠良：6月16日下午4点左右，我开着车带着妻子，妻子坐在车后排，从二环西路由北向南到了茭菱路口准备调头，正好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墩，我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机动车可以调头，我前面还有两辆车，我跟在他们后面，我调过头正好碰上闯红灯的杨某，他朝着茭菱路自东向西闯红灯过来，我的车与他相遇时，双方都吓了一跳，正好路上的石墩对我的视线形成了一个盲区，我们的相遇正好在视觉盲点处。

记者：你撞到人了吗？

舒忠良：之后我被吓到了，赶紧熄了火，但是我确定，车并没有撞到他。但此时杨某开始乱骂，用了一些比较难听的语言。我在确定没有撞到他的情况下，重新点火准备走。可这时杨某突然从开着的车窗一拳打到了我眼睛上，顿时就把我打蒙了。

记者：你打他了？

舒忠良：此时车还没有动，并再次熄火。坐在后排的妻子看到我被打，就下车想要拦住准备逃跑的杨某，却被杨某一顿拳打脚踢。等我回过神来，妻子已被打倒在地，但杨某还在殴打妻子。我迅速推开车门，看到地上有一根棍状物，顺手捡起就朝杨某打去。之后经过相关机构鉴定，杨某为轻伤，我和妻子为轻微伤。

索赔金额过高难以承受

记者：案发时，你拿什么打的杨瀚？

舒忠良：就是在路上捡的一根棍子，大约有40公分左右长。

记者：事后双方是怎么调解协商赔偿的？

舒忠良：对方的律师王某在第一次调解前，告诉我杨家要求赔偿30万，而我也想要协商解决此事，就到处借钱凑齐30万。后来到了派出所得知，对方已将赔偿金额提至150万。对此我询问了对方律师，律师解释杨瀚每月收入4.5万元，这150万仅仅为杨瀚3年的误工费。

对于150万元我不能接受，也拿不出这么多钱。调解人员要求杨家按照法律规定索赔，并适当考虑我的承受能力，却遭到了杨家的辱骂，声称调解人员在袒护我。在离开派出所之前，杨家还威胁我，如果不答应赔偿，那他们就把这件事捅大。

再次调解的时候，杨家提出239.8万的赔偿，其中包括误工费150万和其他一些精神损失费。

为避免麻烦曾隐瞒警察身份

记者：据说事发后你隐瞒过自己的真实身份？

舒忠良：事发后，我没有说我云南警官学院教师和警督的身份。近几年，警察身份变得十分敏感，很多人对警察存在偏见。事发时是星期天，我穿的是便装，驾驶的是私家车，所以这件事也跟我的职务无关，我并没有在工作岗位上。平时我的职务也是大学教师，与执法没有任何关系。

记者：对方认为你存在“顶包”行为，这是否是导致之后事态升级的原因？

舒忠良：事情发生后，我一直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也向学校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也对我进行了批评。而事发时间也是星期天，我是一个普通人，也不存在顶包，当时已经跟公安机关讲得很清楚了。（云南警官学院宣教处副处长李光随即补充说，当时舒忠良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不想因为自己警督的身份，引来没有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从客观角度而言，他也不想给单位添麻烦，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他确实隐瞒了自己作为教师和警督的身份。）

在律师事务所做咨询工作

记者：据称你现在事务所担任律师，此事是否属实？

舒忠良：因为我是学法律的，当初考取了律师资格，后来才调到云南警官学院，当时也跟学院领导汇报过此事。平时我做一些咨询工作，所以有这个身份。

记者：现在你还在律师事务所任职吗？

舒忠良：不是任职，律师有执照，每年要进行年审。（李光随即解释称，云南警官学院注册法人时注册的是事业单位，舒忠良就是大学老师的身份，舒忠良虽然还属于一级警督，但学校专业技术人员也可以授予警衔，并且学校很多老师也曾考证，这对工作有帮助，这些老师挂名在律师事务所，是为了年检，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承认自己有错希望双方和解

记者：你希望事情怎样解决？

舒忠良：我希望在法律的范围内来进行调解。因为对方一家不太理智，但是双方都有错，我也向领导承认我有错。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依法承担，我也希望对方在处理此事时强调“依法”二字。目前此事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也希望在这一过程中，依据法律规定，尽量和解，我是有诚意的。

记者：此事对你的家庭有影响吗？

舒忠良：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我的工作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家里也因为这事很担心我，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记者：给你的妻子也造成了影响？

舒忠良：我妻子被打伤，不仅身体上受到伤害，精神上也很压抑。

记者：你们夫妻俩都是公职人员，这件事让你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舒忠良：现在一回到家里，气氛就很压抑。小孩也似乎有所察觉，对小孩的学习也造成了影响。特别是现在网络一边倒的说法，希望借助媒体让公众对事情有更多的了解。

杨瀚家属称未提索赔要求先刑事后民事

“他（杨瀚）现在还是会头晕头痛，需要多休息。”昨日，谈到杨瀚的伤势，杨瀚的母亲很着急，“我就担心他恢复不好，得后遗症。”杨瀚妈妈说杨瀚现在脾气很暴躁，杨瀚的父亲在事故发生后就晕倒了，因为无法面对儿子受伤的现实，去了亲戚家，现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照顾儿子，几个月下来已是身心俱疲。

杨瀚妈妈说，杨瀚虽然已经下岗，但受伤之前帮家里的亲戚开货车，每个月可以赚不少钱，日子过得还不错。但现在儿子受伤，生活也断了来源，她只希望儿子赶快好起来，打人的人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杨瀚的姐姐杨英说，昨日下午科医路派出所已让自己上交了弟弟杨瀚的伤情鉴定书，律师也在进一步与警方进行沟通，“民警说，交了伤情鉴定书就可以提起公诉。”

与舒忠良的回应不同，杨英说自己曾代表伤者家属，独自参加了三次调解协商会，在调解过程中，自己从未提及要求索赔的问题，舒忠良也从未公开露面向家属道歉。她表示，目前正在走司法途径，希望依法解决此事。

记者：对方说事发时并没有撞到人？

杨英：怎么可能没有撞到，我这里还有图片为证。（杨英拿出相机，给记者出示了一张腿部有擦痕的照片，她说这是弟弟出事后拍下留作证据。）

记者：你如何确定对方是用方向盘锁打的人？

杨英：我弟弟说了，后来律师看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都说是他从车子里面取出来的铁棍状物体。我们现在也在向警方索要这些监控视频，警方说等到了法院再说。

记者：对方是否向你们道过歉？

杨英：只有他（舒忠良）的律师来过，但是舒忠良本人从事情发生后就从来没有过来当面道歉，他们态度也不好。

记者：三次调解过程中，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杨英：在第一次调解过程中，我们的主要诉求就是先救治我弟弟，因为前期四五天时间里，弟弟都是住在门诊部，救人要紧，所以我们也很明确表达过，暂时不谈赔偿，先处理刑事问题后面再处理民事问题。

第二次调解，我们因为手头现金紧，所以曾提出过要对方先垫付弟弟的医药费，当时他们没有同意，后面才交了几万块钱的医药费，派出所给了我们一万五千元，现在一分都没有动，我们已经垫付了将近五六万块钱了。

第三次调解，一进调解厅，舒忠良就拿手机拍我照片，后来我也拍他，调解没有取得进展。三次调解，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提出赔偿的问题。

校方：警校老师如违法违纪学校不会袒护

云南警官学院纪委书记阮世祝表示，事发后，学院得知此事当即就对舒忠良进行了严肃批评，学院纪委领导也专门找舒忠良谈话了解详情。阮世祝称，警校老师如果有违法违纪行为，学校都不会袒护，会坚决地支持相关调查机关查明真相，严肃追究责任，“如果确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我们会要求当事老师配合调查机关和司法机关，学校也将会按照党纪政纪，进行严肃的处理。”阮世祝说。

该校宣教处副处长李光介绍，事后舒忠良也感到后悔，并曾到医院看望了伤者杨瀚，并多次向杨瀚及其家属作了道歉，并且在不同场合进行了自我检讨。“希望当事双方能够积极沟通协调，尽可能达成共识，使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李光说。

本文来源：云南信息报

(责任编辑：姜雪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