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亲自掀开那些幕后作坊看一看，不用任何检验仪器，凭常识就能判断——这些不应该被送进嘴里：皮鞋下脚料、工业色素、石膏、激素、地沟油，或者其他本应在化学实验室的瓶瓶罐罐里待着的物质。工业时代的分工精细化以及地理位置的遥远，打破了食品供给原本在村庄或是家庭内部的链条。在现代化的中国却出现了分裂的图景：一方面我们以经济迅速崛起、生活方式时尚前卫自居，在食品方面却希望迅速退回到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各种造假食品、药品充斥社会，以及人们在狂热地索求养生知识。

　　城市人开始羡慕农村人的好，恨不得能在农村里攀到生产不同食物的亲戚。于是一小伙城市人组织起来，跑到城市边缘，寻求农民兄弟给自己养一头吃正常食品的猪；另一帮人结成小组，到养殖场专门指定安全的奶牛，供给几个家庭牛奶。有院子的人开始种菜，没院子的人在阳台上创造条件也开始种菜。在食品供应上，我们逐渐开始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只有我自己生产的东西才是可靠的；如果我自己生产不了，那么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东西才是可靠的。现代商业社会拓展了几十年的中国，原本以为商业机理已经深入骨髓，可是当谈到有关嘴巴的问题时，关乎交换的法则和信任精神，早已坍塌。

　　如果打开动态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2004～2011)》，发起者吴恒用蓝色表示安全，红色代表危险，便可以看到中国地图上绝大部分区域，或浓或淡的红色在闪现。越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红色越深；商业侵染越少的地方，则相对安全。在公众经历过苏丹红一号、二恶英、三聚氰胺等各种化学物品侵蚀后，“毒胶囊”事件只不过将红色染得更深了些而已。化学物品很多时候被毫无忌惮地掺进食品、药品送进消费者嘴里，老百姓的化学知识在近些年里随着造假食品而得到普及。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毒时代”，某种程度上并不为过。经济繁荣带来欺诈空前，我们的社会到底缺失了什么？

　　在法规和行政监管漏洞明显的机制中，纯粹的商业动机有着天生缺陷。即使是在西方经受过新教伦理长久洗礼后的成熟资本主义，它的理性并不能遏制逐利的冲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阿姆斯特朗发明了著名的普强实验，他的结果让人们再次将政府和法律的监管作为钳制商业越轨的基石。

　　阿姆斯特朗某天从《科学》杂志上看到曾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药物帕纳巴的故事。该药从1957到1970年在市场销售，有可靠数据说明，帕纳巴药效不佳，曾经明显给病人带来伤害，但是制药商普强公司为了每月多赚100多万美元，想方设法隐瞒事实，拖延帕纳巴的撤市时间。

　　让阿姆斯特朗教授不理解的是，在普强公司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斗争的过程中，普强公司曾经召开了一个特别董事会决定公司应对策略，结果董事会不仅决定继续销售帕纳巴，而且决定积极采取法律手段来尽量延长药品的销售时间。也就是说，董事们明明知道帕纳巴害人，却为了利益阻扰法律和行政的监管，继续销售有害药品。

　　阿姆斯特朗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案例，他相信如果让学生扮演股东角色，自己的那些未来将是商业精英的学生们肯定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在他向挑选出来的学生和商人们讲述这个事件时，97%的人都赞同普强公司的行为不负责任，但是当他让学生们扮演普强公司的董事时，79%的“董事会”成员选择继续销售帕纳巴。接下来的实验中，即使阿姆斯特朗特意强调假药在杀死病人，仍有75%的“董事”选择尽可能延长销售时间，以便每年多赚1900万美元。

　　“我被惊呆了，我的学生们明知药品在杀死病人，他们的选择却与普强公司管理者完全相同。”学生们也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承担社会责任感到羞愧，但是仍然不改变他们的商业决定。后来阿姆斯特朗又把这个实验重复了很多年，结果都大同小异。这个实验成为经典的教学案例，其后在10个国家重复进行了91次，结果都惊人地相似。

　　阿姆斯特朗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善良的人在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也会做出邪恶的举动。即使在法制和规范下走向理性的资本主义，商业个体一旦能够找到逐利的突破口，宗教伦理或是道德自律，都变得苍白无力。

　　于是，尽管社会往前推动了上百年，又回到了20世纪初美国第一个消费者保护机构FDA形成时，政府和公众达成的共识——商业不能同时满足两个目的：一方面极力赚取利润，一方面保护消费者不受商业的野蛮行为和劣质产品的侵害。食品和药品安全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公共政策好坏的检测器，政府作为监管方的责任难以推卸。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也应该是一个事关每个个体的社会议题。在网络上发起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统计的吴恒，在倡议网友们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时，引用了约翰·多恩的一段话，它在我们今天读来，别有深意——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